梁治平:鹦鹉买卖与虎骨利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8 次 更新时间:2020-02-14 1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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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 (进入专栏)  

  

   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内容,正像讲座题目显示的那样,涉及两个个案。9号彩票_[官网首页]这两个案子都是最近发生的,而且都引人瞩目,其中有关鹦鹉买卖的一件就发生在深圳,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这个案子虽然有了终审判决,但还不能说已经结束,因为上诉方不满意二审判决,提出了刑事申诉。另一个案子,虎骨利用,更是刚刚发生的事情,结果也非常地戏剧性。9号彩票_[官网首页]透过这两个个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所面临的法律困境。下面我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困境,这种困境是如何形成的。

9号彩票_[官网首页]   我先给大家放几张幻灯片,它们都出自陆川导演几年前执导的一部影片:《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影片讲述了中国四种濒危动物的故事。大家可以看到大熊猫、金丝猴、雪豹,还有丹顶鹤。担任这部影片摄影的,据说是当今世界上最顶尖的野生动物摄影团队,影片中有很多镜头非常美丽,也非常感人,但在观影时,我心里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哀感觉。在我看来,这个片名本身就具有讽刺性,因为中国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非常令人忧虑的。9号彩票_[官网首页]尽管这些年人们的动物保护意识有所提高,政府和民间动物保护人士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比较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这些努力显然是很不够的。比如,丹顶鹤早已被列入极度濒危鸟类,但其数量仍然在下降,主要的原因还是人类活动导致其栖息地减少,还有毒杀、捕猎和其他各种干扰和伤害,甚至圈养丹顶鹤也成为丹顶鹤野外种群数量减少的一个原因。

9号彩票_[官网首页]   丹顶鹤属于候鸟,每年飞越中国的候鸟千千万,令人遗憾的是,这里不是它们的乐园,而是一片凶险之地,以至于有人把候鸟在中国的旅行称为“血色迁徙之路”。[播放解救鸟类图片] 2016年国庆期间,护鸟志愿者在天津、唐山两地就发现两大片非法捕鸟区域,经他们拆除的鸟网有两万多米,解救的鸟近3000只,不过,挂在网上死掉的鸟更多,有5000多只。参加护鸟行动的志愿者说:“数不清多少死鸟,反正你来就能闻到一阵阵腐臭味!”这张图片[播放另一张图片]显示的是护鸟志愿者在某湿地发现的候鸟尸体,这只水鸟看上去体型很大,与丹顶鹤相仿。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仅水鸟一项,每年就有大约40种、8万至12万只遭人猎杀。捕猎和猎杀鸟类的方法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挂网,还有其他种种,其中,投毒是最危险、最恶劣也最常见的一种。有统计说,死于非命的水鸟中有将近70%是被毒杀的,而这些鸟类最后差不多都上了餐桌,成为野味经济的一部分。

9号彩票_[官网首页]   说到野味经济对野生鸟类的影响,可以举一个我们身边的事例。9号彩票_[官网首页][播放幻灯片]图片中这只美丽的小鸟大家认识吗?这就是禾花雀,大家可能听说过的,学名黄胸鹀,候鸟,每年从西伯利亚飞越中国大陆,最后落脚在广东沿海。本来,禾花雀的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也不是保护对象,不幸的是,有一种说法,说食用禾花雀能够补肾壮阳,是所谓的“天上人参”,结果,餐桌上的禾花雀越来越贵,天上的禾花雀越来越少。短短二三十年,原来到处都可以看到的禾花雀变成了濒危鸟类。有资料显示,1991年的日本红皮书还没有提到禾花雀,但是到了1998年,禾花雀成了“准绝灭危惧”(近危)一类,2006年更成为“绝灭危惧IA类”(极危)。2013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禾花雀由易危级别提升至“濒危”。

   被猎捕的野生鸟类的另一个去处是花鸟市场。跟政府对野味经济的管制相比,花鸟市场的政府管制更加松懈,尽管有地方差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很普遍。下面要讲的鹦鹉买卖就属于这方面的案件。

   那么,有关野生动物保护都有什么法律呢?自然,这方面最主要的法律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法》了,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部有关动物保护的专门的法律。这部法律制定于1988年,第二年生效。2013年做全面修订,修订后的法律2016年通过。除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刑法》第341条设立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对这两种犯罪,法律的规定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和《刑法》这一条款有关的,还有两个重要的法律文件,一个是2000年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另一个是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针对这一条所做的立法解释,后面这条解释主要是针对食用野生动物的。不过,在我们要讨论的鹦鹉案里,前面那个“司法解释”的第1条是二审控辩双方辩论的一个焦点,所以在这里,我先把这条的主要内容介绍一下。

   简单地说,这一条讲的是《刑法》第341条第1款所说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范围。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刑法》要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三个部分:(1)“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2)“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3)“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鹦鹉案中的涉案鹦鹉,就属于这里的第2项和第3项范畴。

   现在介绍一下深圳鹦鹉案的主要案情。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鹦鹉案被告之一的王鹏自2014年开始饲养和繁殖珍贵、濒危鹦鹉,并将之出售牟利。经查实,王鹏在2016年就出售了其中的两只小太阳鹦鹉。此外,他还被发现在家中饲养了不同种类的珍贵、濒危鹦鹉45只,这些鹦鹉也都被列入上述“司法解释”提到的“公约”附录二。法院认为,这45只鹦鹉属于“待售”,因此,王鹏的行为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最后,一审法院认定王鹏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王鹏觉得一审判决太重,提出上诉。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更换了律师,而两位二审律师的介入,也让这个普通刑案变得很不寻常。因为,这两位律师接案的标准很特别,他们代理的案件,可以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我说出他们的名字,大家可能也听到过。一位是教授兼做律师的徐昕,另一位是专门的刑辩律师斯伟江,他们这几年合作办案,接手了一些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案子,比如去年的天津气枪案。徐教授有一句话可以看成他的标签,叫作“个案推动法治”,这应该是他不满意只是做学者、写文章,而要转入法律实务的一个原因,也是他们选案的标准吧。因为这个原因,二审律师的策略跟一审的完全不同。一审的时候,律师做的是从轻辩护,二审律师选择的却是无罪辩护。最后的结果是,无罪辩护的理由没有被二审法院采纳,但是上诉人王鹏的刑期却被大幅缩减,从原来的五年缩短为二年,罚金三千元不变。二审法官之所以要撤销一审判决的这一部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多数涉案鹦鹉系人工驯养繁殖”,而这方面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小于非法收购、出售纯野外生长、繁殖的鹦鹉”。这种区分“人工驯养繁殖”和“纯野外生长、繁殖”野生动物的做法,也是二审律师特别主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位律师是成功的。不过,他们的目标是要让王鹏脱罪,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所以,二审判决之后,这两位律师又代表他们的当事人提出了“刑事申诉状”,要求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启动再审,改判王鹏无罪。那么,他们要求再审、改判无罪的理由都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份三万多字的申诉状。首先你会发现,徐、斯两位律师在这个案子上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竭尽所能为他们的当事人脱罪。然后你还会发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那就是上面提到的通过个案去推动法治。但为什么说本案的两级法院判决都是有问题的,只有改判王鹏无罪才算体现了法治呢?一个回答是,这些判决在程序、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都有问题,这也确实是两位律师的主张。不过,如果只是这样说,那差不多所有替人辩护的律师都是在以“个案推动法治”了,鹦鹉案的特别意义也就不突出了。本案的特别之处,用这两位律师的话说,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越权造成的‘陷阱”’,因此是一个“制度性错案的典型案例”。尽管二审改判“体现了司法的善意”,但对于他们的当事人来说,这也不过是“打折的正义”。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法律“陷阱”依然存在,许许多多的王鹏就随时可能掉进去。因此,不但“为个人清白,也为万千已经、正在或可能落入法律‘陷阱’的国人,更为促进司法解释的修改,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制度的完善,申诉人决意无罪申诉”。

   接下来,两位律师从8个方面入手,讲他们主张王鹏无罪的理由。下面是“刑事申诉状”上的8个小标题:

   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二、查获的鹦鹉与作为物证的鹦鹉不具备同一性,无法确定是否与王鹏有关

   三、作为定案关键的鉴定意见,明显违法,不能采信

   四、涉案鹦鹉不应认定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五、申诉人处查获的45只鹦鹉不应认定犯罪

   六、王鹏没有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故意,且存在违法性认识错误

   七、申诉人的行为与野生鹦鹉资源的损害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八、原二审判决没有实现法、理、情的统一

   这里不可能也没必要讨论两位律师提出的所有论点和论据。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把上面这8点主张分为两类,一类可以称为直接的争点,一类称为间接的争点。

   直接的争点包括这么几项。

   第一是法律的适用,这里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正当性,也包括国内法与相关国际公约的关系。上面说了,徐、斯两位律师认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第1条“越权”了,具体地说,它把“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都纳入《刑法》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范围里,是一种超越立法原意的扩大解释,因此就变成了一个法律“陷阱”,是“恶法”。而且,因为这条解释,中国实际上承担了超出国际公约要求的义务,而这是“不平等条约”。结论是,“恶法”必须被撤销,“不平等条约”应该被废除。

第二项主要涉及程序与证据,包括取证程序、物证、证人证言、鉴定等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律师提出了许多繁细的问题,目的都是要质疑判决的有效性。第三个方面我称之为涉法事项,比如,两位律师提出了所谓的“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还有法院判定的王鹏“犯罪未遂”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对相关法律概念的理解,也涉及法律教义。第四点是关于事实问题的。比如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还是不是“野生动物”,甚至,本案被告人王鹏究竟是什么人。按法院的判定,王鹏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收购”这一条是二审判决加进去的),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从事非法活动的“鸟贩子”。从法院出示的被告人供述看,王鹏也承认自己做了这些事,而且是明知故犯,只不过存了侥幸心理罢了。但是按徐、斯两位辩护律师的说法,王鹏不过是一个鹦鹉爱好者,而且他驯养繁殖这些鹦鹉,不但不会伤害野生的同类鹦鹉,反倒有助于保护那些鹦鹉。因此,王鹏不但清白无辜,而且对野生动物保护做出了贡献。两位律师提出的这类辩辞,当然是为了让他们的当事人脱罪,但是与此同时,也展示出了他们自己的动物观,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上面8项主张的第七项里。我把这类主张归入“间接的争点”。说它是“间接的”,是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明显超出了个案,甚至超出了法律,而涉及公共政策,甚至生物科学等。其实,如果只是为王鹏做无罪辩护,直接争点中有几项能够成立可能就够了,但我们说了,徐、斯两位律师的用意超出了个案,所以他们要全面出击,志在必得。也因为是这样,他们展示给人们的,就不只是这种或那种具体的法律意见,而是一套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人和动物的观念,我们也可以把这套观念叫作法治的意识形态。这种法治的意识形态集中表现在他们的第七项主张里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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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与伦理》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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